过多的“招牌”逐渐蚕食学术生态

   某某发展中心、某某创新基地、某某重点实验室、某某研究会……现在,科研单位门口挂着金色银色的金属牌子若干,基本算是标配;科研人员写文章,署名后面也常常跟上三四个机构名称,以示重量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各种名目的“牌子”在学界流行开来,一发不可收拾。

  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“牌子多”的现象。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,目前的“牌子多”,对开展科研工作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。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长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,当牌子带着资源而来,大家都忙着抢“牌子”,其实是在分资源,会严重影响整个学术生态。

  “牌子多”并非绝对

  科技日报:结合您的感受,谈谈“牌子多”现象。

  刘兵:牌子,即机构的合法名称。现在,高校、科研院所里有名目的机构特别多,所以大家普遍感觉到牌子多。但实际上,所谓“牌子多”并非绝对,比如,仍有一些十分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到现在还没出现。而之所以感觉牌子多,是因为很多机构的存在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必要性,有些甚至是重复的。

  郑永春:有些时候,是一套人马挂几块牌子,机构本身没有增加。其实,只要牌子与机构、事、人都能联系起来,就不会显得多余。实际上大家说的“牌子多”,主要是带资源的牌子多。

  牌子挂钩“名”和“利”

  科技日报:为什么会出现“牌子多”现象,其中有什么利益纠葛?

  刘兵:一方面,设了机构,挂了牌子,就有了若干个岗位,特别是带有职务的岗位,从行政角度讲领导就多了,这就满足了一些人员的任职需求;另一方面,这基地、那中心、各种实验室等也是科研单位的重要考核指标,多多益善。所以,“牌子”对于科研单位来说,科研之外的用处很大。

  实际上,挂牌子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但因为有这种刚需,拥有审核、批准设立“牌子”的部门就掌握了控制挂牌的某种权力,随之则是寻租的可能。如此一来,这种“牌子多”的基础就更牢固。

  郑永春:牌子的背后是资源的分配,多一块牌子就等于多一份资源。如果是市场化的机构,牌子多一些也无妨,他们都要自负盈亏,自谋生路。但如果是事业单位和官方机构,牌子多不是好事情,而且会导致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倾向,个人会追求职务和头衔,机构会追求级别和门面。

  多余的“牌子”催生不正当竞争

  科技日报:“牌子”对科研工作有哪些影响?“牌子多”会带来什么问题?

  刘兵:挂牌子有很多种情况,其影响也要分类讨论。比如,因国际合作需要可能会设置一些象征意义的机构,只要有利于工作的开展,就是合理的。但为解决人员任职安排、或考核需要设置机构,不仅因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占用了人力物力,增加的管理障碍还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。

  郑永春:分资源本来也无可厚非,如果资源能对应到与科研相关的事和人,那也没什么问题。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源只有那么多,资源分配看似公开公平,但实际上打招呼、递条子的仍然很多,存在不正当竞争,进而影响学术生态。这与国家最近大力倡导的科学精神是矛盾的。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,健康的学术生态,需要科学家静下来、稳下来、慢下来。而处于当下这种生态,机构抢牌子,个人抢帽子,很可能坐了十年冷板凳,“牌子”和“帽子”早就已经没了。

  切断“牌子的诱惑”,回归科研规律

  科技日报:“牌子多”如何解决,有什么建议?

  刘兵:其实,无论牌子多与少,关键要看这块牌子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置、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。追根溯源,那些多余的、低效的牌子背后基本上是一种不必要的行政化。首先在这方面要下决心、下狠心改革,踏出真正让“牌子”有利于科研工作、服务于学科发展的第一步。

  郑永春:“牌子”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源分配问题,即谁来分配、怎么分配。科研领域的事应按照科研规律来办,科技创新的需求源自社会,科技创新的活力源自民间,科技创新的动力在于基层一线。科研主管部门按照学科领域和方向进行分配,不应介入到具体项目的分配中。要抓好学会、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处,让科学家团体发挥作用,就科学事务进行自主决策。

  科学场里的“名利植入”可以休矣

  “牌子”问题,目前或许还没达到“帽子”那般在学界引起公愤的程度。然而,如果把科研机构看作一个整体,“牌子”实际上就是顶在机构头上的“帽子”。对于学术生态而言,无论是单枪匹马抢“帽子”,还是歃血为盟抢“牌子”,其实殊途同归,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  不能否认的是,学界需要牌子。特别是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发展,越来越多研究涉及跨界问题,免不了要召集各路科研力量参与其中。国外有不少以学科交叉为目的的组织,但挂出来的牌子不过是个名称,组织内部的学术交流、合作、碰撞才是实质。我们正好相反,牌子挂出来基本带着实打实的“硬货”,至于成果产出多少、质量如何,大家心照不宣。

  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。在本应该简单、纯粹的科学场里植入过多“名”和“利”,会使得科研行为世俗化、功利化。一方面,各组织、机构间勾心斗角、不择手段抢“牌子”,资源就不能完全按照科研规律分配,这样不仅不能促进科学发展,反倒有所阻碍。另一方面,抢“牌子”之风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是致命的,它破坏学术生态,形成恶劣的文化效应,让科研人员产生错觉:搞科研可以玩虚的。

  受名利裹挟的“牌子”背离科学精神,尽管其设立的初衷并非如此。就好比,面对一个得了疑难杂症的病人,好心的医生无奈之下用了猛药,短期之内见效很快,但时间长了才发现副作用太大。麻烦的是,这属于慢性病,病因貌似清楚,却不好治,需要多位医生会诊、综合治疗。而且,还不能简单地把猛药给停了或者减量,一来制药、卖药的不愿意,二来病人已形成药物依赖,药不能停了。

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整治“牌子”乱象、修复学术生态需要一个过程,不是几份文件、几道命令就能解决的。可以预见的难题之一,是如何克服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“虚荣心”——放眼世界一流学府,也不乏“学院”之称,而我们这不管什么质素,都敢挂“大学”的牌子——这里面其实还存在“羞耻心”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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